他的手离开我肩膀的时候，床头的小夜灯仍然发着温暖的黄色光。他翻身背对我，轻声说：“差不多了，我该回单位了。”我目光聚焦在他后脑勺的几根白发上，手仍然停留在他刚躺过的位置，那里还散发着温热。我问他现在几点，他答道“两点四十”。我提醒他单位的门卫老周是十二点就锁门，他没有回应，坐起身来找裤子。

这是昨晚的经过。他穿袜子时一只脚踩在床边，导致身体有些晃动，我伸手想扶住他，但他已经把袜子穿好了。床头柜上有我下午切的苹果，盐水泡过以防变色，但他一口都没吃。我劝他吃点东西再走，他却说“晚了”。我提到他的胃不好，他回应说单位有泡面。

他打开卧室门，客厅的灯光透过门缝洒在他脸上，我注意到他眼角的皱纹比上个月更深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只是一瞬间的注视，转瞬即逝。在门锁响起的那一刻，我听见他换鞋的声音，随即是防盗门开关的声响，楼道里的声控灯短暂亮起又暗下去，接着周围静寂无声。

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那半边床开始逐渐变凉。我探手过去，最初感受到的温暖逐渐消逝。窗帘缝隙里透出的车灯扫过天花板，之后又消失。楼下的车库卷帘门响了一声，我知道那不是他的车，他的车启动时有个独特的尖利声音，今晚却没有。

我拿起手机看时间，两点四十七，屏幕上出现天气预报，说今天有雨，还有一条来自孙女的语音信息，是她唱儿歌唱到一半突然中断。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。

他所说的“单位”，其实已经不是单位。三年前，他选择了买断工龄，获得了一笔资金，差不多十一万四千块，存起来打算留给孙女上大学。之后，他在城北的物流园找到一份夜班的工作，月薪三千二。而那个所谓的门卫室，去年冬天已换成了一个年轻人，这我都知道。

我不明白他为何要称之为“单位”。我们是在九二年结婚的，那时他在纺织厂做机修工，而我在厂门口的副食店卖货。他追我的时候，每天来买烟，每次都买一包，持续了一个月，后来我问他抽烟的频率，他说是给工友们分。之后，他托人送给我一张电影票，那场电影我已不记得，只记得他在我旁边，全程没有碰过我的手，散场时抓住我的手腕又迅速松开，手心全是汗。

结婚的头十年，尽管他话不多，但每天都会回家。有时加班回来，会绕道买热油条。后来，纺织厂倒闭了，他去开过货车，跑长途，一趟七八天，年纪渐大后，又回到小区附近打零工，做些修理活。他手巧，可就是无法修好我们的日子。

我并不是怀疑他在外面有其他女人。他已六十二岁，身上还有钢板，是十年前卸货时受的伤，就他这样的年纪，谁还会看得上他，这我心里明白。但昨晚他说的“差不多了”，让我回味良久。“差不多了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这一夜结束，还是我们的关系也差不多了。那语气像是对自己说的，到点了，该走了，像是在仓库里巡逻，到了时间就要去关灯、锁门。

今早六点我醒了，其实一夜没怎么睡。我起床煮小米粥，花了四十分钟，米煮得稠稠的。我盛了两碗，一碗自己喝，另一碗留在对面。他的那碗没动，就那么放着，直到中午，粥表面结了一层皮，我用筷子挑开，又盖上。晚餐时，我端起那碗，闻到了一股酸味，才决定倒掉。

倒掉的瞬间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。她去世的那年八十四，在医院住了二十六天，最后几天不吃东西，医生说是身体达到那种阶段，按自己的节奏结束。那时候我守在她床边，帮她用棉签蘸水擦嘴。她最后说：“你爹来接我了。”我爹早已去世十二年，我当时觉得她在胡说。后来我了解，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会说看到某人来到。

母亲走后，我整理她的物品时，发现她枕头套里藏着一个小布包，包内有一张我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、一枚顶针和一张折叠多次的纸条，纸条写着：“三月十七，他给我买了一块枣糕，他自己没舍得吃。”字迹歪歪扭扭的。三月十七是我父亲的生日，那时一块枣糕不过是小事，而母亲却记了一辈子。我拿着纸条，蹲在地上哭了很久，不是因为母亲离世，而是为她的一生，竟只留下这么一句话。

今天中午，邻居刘姐来敲门，拿来一袋蒜。她比我大两岁，老伴前年去世。她进来坐了一会儿，看到桌上放着两碗粥，一碗喝了大半，另一碗则满着。她没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才问：“老周昨晚回来了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回来了。”她疑惑道：“那怎么又走了？”我没有答。她接着问：“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？”我回应说没有，心里却满是不安。